日，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《寻路集》新书分享会上，周其仁教授围绕中国经济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分享了自己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源、体制成本的影响，以及

　　面对中美关系变化与内部结构失衡，周其仁教授提出企业应在“精益管理”“全球布局”与“独到创新”中主动寻路，强调唯有持续改革开放、直面现实挑战，才能在全球变局中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，聚焦微观实践，为理解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启发。

　　《寻路集》其实是一部文集，从最开始到最后的文章，持续了8年，上一本是2017年的《突围集》。

　　这八年里，遇到了很多超出经验的事情，规模巨大，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。主要的困难是认知的困难。

　　如何认识这个变化的时代，认识变化当中的的这些现象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所以，像过去一样，总是先有现象先做观察，然后，再在观察中思考。

　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，他们在这当中遭受到的变局、影响，比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人更加直接和严重。所以，跟他们交谈，理解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、怎么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，这大概是我们的基本方法。

　　我这在其中也会有一些想法，在一些地方会发言，谈谈现场调查中的一些感悟。这个暑假我把这些想法整理成了文字，就是这本《寻路集》的由来。关心的主题也是有的，它跟8年前关心的题目是有连贯性的。

　　2017年出版的《突围集》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：中国的高速增长，看起来好像结束了，又翻篇了。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顶峰大致在2007、2008年。

　　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，罗纳德·科斯还专门用他获得诺贝尔奖后的奖金，在中国请了几十人飞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举办了一次研讨会，专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。他请了很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家、政府官员，也请了学术界一些做研究工作的人，一起讨论。

　　2008年之后，经济增速开始减缓，几年下一个坡，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：如何理解高速增长的“翻篇”？《突围集》主要是回答这个问题。

　　大概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：要理解高速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变化，先要理解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。中国的高速增长绝非是一个国家孤立的现象。

　　如果没有对外开放，就不会有高速增长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基本事实。一开放，增长就是在跟全球的互动、来往中形成的。为什么我们过去那么多年不开放，1978年开放之后，会引出一波高速增长？

　　大家基本的看法就是，如果不开放，我们近代以来的落后，比如，表现在人均收入低工资，完全靠自己的话，可能要走很长的路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翻过来。但是一开放，中国人民的努力、中国企业的努力，放到全世界来评价，特别放到发达国家的市场来评价，就非常有竞争力。

　　看同一个东西，比如，美国工人的薪水和中国工人的薪水。2002年美国国会有一个调查，要回答为什么中国有这么高的顺差，美国却有这么高的逆差。他派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到中国来，回去给国会做了个报告。

　　报告把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的工资福利加到一起，跟美国工人的工资福利做了个对比，中国平均的工人工资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3%。

　　所以那个报告认为，低成本这个优势，让中国的产品可以在美国市场大卖。当然这是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，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中国开放，一大串东西都往外运，都能卖出好价钱，这个价钱在国内是卖不出来的。

　　但是我看了这个报告以后，我觉得不全面。如果说工资低就有增长力、就有竞争力，那我们再往前推20年，工资岂不是更低？

　　我下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还是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的，算国营体系，我1978年恢复高考，回到北京来上学的时候，月薪是44.6块，在我们的班里是高薪。那时候工资不低吗？但是那时候怎么没有所谓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？为什么没有？

　　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国会这个报告只看了一个要素价格，他不知道经济活动光把要素堆到一起是不能变成产品，也不能变成竞争力的。

　　你把要素放到一起要进入一套组织、一套体制。这个组织运行本身是有成本的，体制运行也是有成本的。这个成本有时候很隐蔽，但是影响极其广泛。

　　所以，要完整地解释中国从封闭到开放，从关起门来辛辛苦苦搞建设到高速增长，其实要全面地看我们的成本优势。

　　最重要的成本优势是通过改革，把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。体制成本，我定义过，是成系统的制度成本。我们农民那么穷，工人收入也不高，干部收入也不高，工程师收入也不高，这些要素的成本才在世界市场上开始发挥作用。

　　所以完整地看，是中国凭成本优势打进世界市场。但这个成本不仅仅是要素价格，而是把要素组织起来的整个这套运行体制的成本。

　　开放本身就是降低体制成本。1978年以前也有外贸，那个时候的外贸是通过外经贸部直属的八个公司，统管中国的所有进出口，所有工厂生产的东西必须先被这个外贸公司收购，再卖到国外去。

　　我们直接生产的厂商根本不知道最后的客人是谁，根本不知道国际上最后出的什么价，也不知道人家对产品有什么要求，更不知道还有哪些潜在的机会可以抓住。

　　如果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综合的成本降低，发挥了中国的成本优势，那么为什么30年后它开始变缓了？

　　这里就涉及到关于成本的一些基本研究。经济学上讲成本曲线，降低到一定点，它掉头会向上。成本曲线侧面看过去像一只碗，降下来再上去，这跟物理学有相通之处，物理学讲无序的东西到一定程度总会抬头，除非有对冲的力量，没有对冲的物理世界，最后是散架子。经济学也同样，成本总会升上去，除非有对冲力量。

　　从2008前后看，体制成本重新掉头向上，当然要素价格也在上升。另外要素价格跟体制成本还分不开。要素价格（比如土地价格）本身就包括体制成本，体制成本发展越快，其中的既得利益非常大，就越来越不愿意改这个东西。

　　所以，那本集子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，既然这是一个成因，那就应该继续深化改革，继续扩大开放，继续在体制约束刺激的条件下增加创新。

　　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对全球竞争格局的画像，是一个三明治。上面是发达国家，特别像硅谷，它有独到性，所有东西都奇贵。美国的要素成本很贵，但是它独创能力强，创造出来一个东西，全球都要买、要普及。这是最上面的一块面包。

　　下面那块面包是后开放国家。什么是后开放国家？因为中国1978年开放以后，实际上带动了很多国家觉得走这条路是对的。只要有国家主权，然后在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主动开放，主动改国内体制，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好。

　　改革开放并没有专利，并不是说中国人这么搞，别人就不能这么搞。印度1990年开始开放，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就起来了，释放了印度很大的人力资本。后来像越南，东南亚、中东、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走上了这条路。

　　越晚开放，被解放出来的要素价格就越低，这就把中国夹在中间了。独创性还远远不够，市场上看的要素综合成本已经是比新开放国家要高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一个夹心状态，这就是突围的由来。两头被围住了。这大概是我2017年的看法。

　　那接下去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观察怎么突围。因为我是不相信我有什么本事告诉企业怎么突围的，我们就是在学院里教书，什么经验也没有。但是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么广大的一个改革开放场所，去观察哪些地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结果东看西看还没看出名堂，突围还没突出去，先来了个脱钩，中美关系恶化。

　　当然在这之前，还有一个自然界的发作，就是新冠。这都是超经验、超历史的，1978年以后没遇到过这种局面。

　　我在《寻路集》里有几篇文章讲到这个变局，最大的变局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。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起因，是美国发生变化。

　　我们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，每年高速增长，每一年有巨大的顺差，但是不大去管这个事情对全球的影响。其实2002年、2003年、2004年，如果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的会，他们有一批人早就提到，最大的危险就是所谓的“全球不平衡”。

　　全球不平衡的定义就是，一些国家占据着巨大的顺差，还有一些国家积累了巨大的逆差。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会引出后面复杂的国际关系、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动。

　　因为中国长期缺外汇，就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，所以觉得国家高额的外汇储蓄是挺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冷静地想，到一定的临界点以后，高额外汇储备就会变成很大的挑战。

　　这件事是我们的经济不可持续的来源之一。你的货物出去了，换成美元进来以后，变成国家外汇储备，央行要按照当时的汇率，把基础货币放到国内市场，货币放进了国内市场，而对应的商品已经出口了，所以，国内一定是货币总量大大大于我们的商品供应量。这个局面就成了赵本山表演的那个小品“不差钱”。

　　2008年前后，中国不差钱，哪个方向看都有很多钱。但是经济不平衡，当过量的钱集中攻击某一个方向的时候，资产价格会失衡的。因为人们会为了将来有更大的高涨，现在把很多资源往这个方向放。当这个操作的收入越来越高，比银行借贷的利息还要高很多的时候，杠杆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出口了。

　　为什么借这么多钱？因为借钱拿来的资产的升值，比银行利息高很多。这种事情是挡不住的。当然市场里有些人胆子更大，有些人下手更早，有些人更早成功。然后就会带起国内的失衡，这个后果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已经开始担心。

　　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不平衡的另外一头：大量的逆差。换位想想，大量的工作机会在境外，商品卖到国内来，这就带来美国国民经济的不平衡。

　　当然美国是全球的基础货币国，有这个条件，但是这个钱印出来以后，变成其他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，其他国家又倒过来再大额买美国的国债，使得美国好像也不缺钱。

　　今天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，公共债务一年的利息超过美国的军费。所以，这就是失衡。

　　虽然某个时期看起来辣的经济增长，但这背后有一个词，大概2003年中国很流行的，叫不可持续。不稳定、不平衡、不可持续。现在看来这个不可持续就是说中了。它会通过国家层面、经济政策、国际局势等的变化，表现出来。

　　2017年以后，这种变化就开始酝酿，然后乌云越来越密集。等到特朗普第一次上台，就开始了贸易战、科技战。

　　这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和平与发展。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和缓。当年如果没有这步棋，后边都谈不到，现在这个前提开始发生变化。

　　虽然“不确定性”我们这些教经济学的人经常在说，可是真当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来的时候，那真是有很大认知上的困难。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我们习惯过去高速增长惯性的企业、产业会怎么应对。

　　所以2017年以后，我用大量时间跑下去看，不断看问题，而且看应对问题的那些好的做法。因为光说问题，不能解决。

　　解决问题就是在微观上，有这个企业、那个企业，有这个做法、那个做法。如果这个做法是对头的，很多企业会跟上来，跟得多了局面就会改变。这大概是2017年以来我的主要观察。

　　当时也是机缘巧合，《财经》杂志跟佛山政府有一个合作，要在那里办一个持续的制造业论坛。他们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，我对参会从来兴趣不大，说最好让我去看看企业，他们说可以看看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

　　其实，80年代，我就在佛山做过科龙、美的调查，当年我们搞农业研究的，觉得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民营企业，就是制造业，没有别的力量可以这么好的解决剩余农村劳动力这个问题，所以一直很关注企业的发展。正好《财经》要去开论坛，那我就跟着先去看看，看到好多蛮有意思的现象。

　　我们在所谓宏观层面遇到的问题，其实无论水暖还是水冷，在春江里游泳的那些企业先知道、先有感知，先要应对。我们开始看的时候，那个局面，线年来没有见过。从2018年、2019年，到新冠疫情严重的2021年，中间美国也开始发作，佛山很多企业特别草根，那时候真是好困难的。

　　我们研究小组到那些园区，一家不落全部看过去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一个园区一个园区扫地式地去调查，发现大概

　　30%的企业，设备完全都撤掉了，人去楼空；剩下的70%左右，里头又有30%基本上是不开工了。

　　但是民营企业的这种顽强性也是让我们吃惊。你去看，车间没人，办公室有人，老板、老板娘就在沙发上打盹，我们说工厂都停了，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打盹？回答说万一订单来了。我们说订单来了你也没工人。老板说工人回家的时候，我们挑了几个好的，每月付

　　节约、节省，山西人不是讲省下的就是赚下的吗？其实我们工业里头的浪费是惊人的，高速增长很大的问题是掩盖了这些浪费，土地变贵之后，所有企业都想多拿地，多拿地就要把厂房盖得很大，一个零部件加工需要这么大的场地吗？需要走那么远吗？

　　厂房盖那么大，生产线搞那么远，电力、管理、检查，所有成本都加上去了。所以，后来就引进精益管理，自己瘦身。

　　这个精益非常精彩。我们去看了以后，发现这个精益不光是减少，减少以后质量还能提高。流程改得合理化，成本大幅度下降，不良率大幅度下降，库存下降，管理的难度也下降。

　　精益也不是搞一次就算到头，因为很多问题是逐步发现的，有些问题发现以后不能马上解决。宏观政策、特朗普那些事情你说了也不听你的，你手里的事情听你的。为什么不做？多一个馒头，就比别人多活一口气，就这么简单。

　　正好疫情防控时期生产不正常，再加上美国出问题订单也不正常，很多工厂就搞精益。同样一个厂，同样的生产过程，里面可以节约的东西，惊人。

　　第二个发现，很有意思，企业到全球去布局了，今天叫出海。最早就是去看美的的时候，美的的方洪波让国际部的三个年轻同事给我们介绍情况，其中一个叫王建国，现在已经是美的的执行总裁了，非常年轻，非常优秀。

　　3400亿，其中41%是出口，这在中国的500强企业里面，出口比例超过40的其实很少。我们大量的企业特别是央企，主要是做国内生意，做国际生意的很少。

　　41%产值当中，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产的。这句话当时我们就听不懂了，不是中国是世界工厂吗？在中国制造，卖到全球去吗？为什么他们把一部分制造移到国外去了？

　　王建国跟他同事给我们解释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国际贸易也在考虑人家的利益，对方总是进口你的东西，拿什么向你支付？不是所有国家都是美国，手里有美元，那些不能发行美元的国家，拿什么给你支付？如果总是顺差，他是逆差，拿什么钱买你的东西？

　　所以你看，最好的制造业企业的这个思维是你要让人买你的东西，你得先帮他挣钱。制造业出海就是帮人挣钱的。

　　这个变化我们已经经历过了，好像已经淡化了，但是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完成这个变化。要增加对那些地方的出口，首先要让当地的工业化完成。

　　当然，工业化还有别的好处，因为地缘政治总是发生在某些地缘之内，不可能全球都有地缘冲突，总有一些地方安全一点，总有一些地方关税会低一点，总有些地方可以不影响生产，去全球更好的市场更容易一点。

　　后来我疫情期间就到越南去看，看了以后，发现很有意思。越南包括所有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，也没有能力总是通过逆差来买你的东西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裕起来。

　　那就首先要完成工业化。第二，他也不希望原料拉到中国去做附加价值的提高，希望把有些附加价值提高的阶段放在自己这里。比如印尼，这一点是一致的，而中国国内的市场越打越难，一部分制造业出去，全球布局。

　　有时候我们在国内觉得好困难，出去看路途就平坦得多。世界是很大的。后来我们跟佛山的企业家一块出去看了以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，最大的限制是我们自我设限。

　　因为你对标全世界，你看好多公司早就到中国来了，我们见怪不怪。中国两个三角洲的工业化怎么起来的？最早都是外资进来的，技术从哪里来？设备从哪里来？订单从哪里来？

　　我们的鱼米之乡、桑基鱼塘成了工业化的地区，成了世界工厂。这个过程、这个逻辑不光对中国适用，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可以走这条路。那今天中国的企业有了一定能力以后，可以把技术、把设备、把制造带过去个事情出海就会跟国内会不一样，出海会开出一条重要的、新的路线出来。

　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寻路。第二条路也是这本《寻路集》的副标题，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的节点，有大量的这类故事，给我们很大启发。

　　第三个是增加独到性。后发国家当然先都是看到了“造”，别人的东西已经发明出来了，已经卖钱了，或者卖得比较贵，或者我们还不会，那我们就研发，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能造成的。

　　你看我们所有的产业，都是世界上已经在卖产品了，然后我们挑卖得好的造，用我们的要素成本造，造完以后满足国内市场，所谓进口替代，这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的一条路，没有错，不需要批评。

　　但是这条路会越走越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看到了造的那个东西本身哪来的？手机哪来的？汽车哪来的？飞机哪来的？这就是制造业很美、很有魅力的一个特点。传统农业是靠自然界长出来的，制造业是造出来的，那你就回到每一个东西，下功夫看。

　　看最早手机怎么来的，飞机怎么来的，汽车怎么来的，互联网怎么来的。先有想法，把想法变成技术，把技术结合成产品，然后通过产品，变成市场的需求。这个过程，总有一天我们要开始。

　　这个想法，不光凭经验去想，要有基础科学支撑，要有原理，从原理当中看看哪些原理可以应用，然后把它变成技术。把一系列工程问题、技术问题解决，能结合出一个产品。

　　中国人就那么没有想法吗？没有idea吗？我们也在底下看，经过40年，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企业，想法就是不同。你看大疆，大疆这个东西不是抄来的，是原创的。

　　我是大疆无人机的爱好者，爱不释手。我到美国去，发现美国的消费者也对大疆爱不释手，美国的无人机公司造不出那么好的那个东西来。这种公司多几个，我们在三明治的头一块面包上，就可以增加一些机会。

　　后来跟很多地方企业分享，在目前这个情况下，有些事情你讲也没有用，用我们的话来说，那些是不可控变量。

　　我们做事情的人，要把精力放在可控变量上，什么事情你可以下手，你做了以后，就会对情况有改善。

　　这三条我到几个地方跟大家交流，很多企业反映不错，觉得这三条有帮助，也丰富了这三条。

　　这三个方向都有一个共同问题，一个共同的薄弱环节。就是，我们重视生产，重视产能，不重视市场，市场能力严重落后于生产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市场是现成的，反正当时国内什么也没有，什么都短缺，来什么卖什么，有就行。

　　我们去瑞典看宜家，对标学习。佛山镇上几百家企业，谁也卖不过宜家。瑞典山村里杀出来的一家企业，就是北欧式的家具，做到全世界几大洲，哪个地方没有开宜家的？我们想都不会这么去想。

　　开放，既包括来，也包括往，但是我们这个能力薄弱，这个短板要补上。这是一个牛鼻子。

　　搞精益是要把浪费去掉。这是我们引进了叫丹纳赫的精益法，是美国一个工业企业家搞的。

　　怎么定义浪费？他说浪费就是客户走进你的公司，客户认为不值得为那些花费开支的，都叫浪费。用这个办法去搞精益，可以省出多少钱来？

　　消费者是要买你的产品，但是为了生产这个产品，中间做的所有的流程、过程、方法一定就是那样的吗？你假设请个消费者进你的公司、进你的车间、进你的办公室、进你的后勤，你请他来看看，哪些开支是消费者不愿意付的，认为没必要付的。

　　所以精益消除浪费，这个浪费不是老板定义的浪费，不是厂长定义的浪费，也不是车间主任定义的浪费，是要有客户角度定义的浪费。

　　以客户为中心，这是华为基本的经验。现在可能要加一个字，叫以好客户为中心。不断地找更好的客户，用这个来带动求精益，带动布局，带动技术升级。

　　当然余下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多，大环境变化，地方财政的困难，还有企业在这三个方向努力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哪些好的经验，还有哪些好的做法，还面临哪些挑战？这是我们继续要关心的问题。